文/宁宗一

教书的人，不爱书的可能很少。我同样出于职业本能，在近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中，也陆续买进一些工具书、一些教学和科研必备的参考书，当然也买了一些"闲书"。但是，随着自己读书经验的日趋成熟，在购书上也就日渐挑剔，不再像青年时期，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买回过一些不说是废品也是半废品。近年则更有较大变化，一是想到离开教学岗位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一是书价狂涨、"飚升"，所以即使面对渴望得到的书，也要在手中掂量再三才能下定决心取舍。那被"舍"者，常使我有一种不忍之情，在放还书架的一刹那以及"临去秋波"，也颇能反映爱书、读书人的那种复杂心态。由此我也想到自己的爱书还没有进入痴迷状态。如果给自己定位，我可能既不属于大众型的"书虫"；也不属于高雅型的进人一种迷恋境界的藏书家。我可能只属于那种爱买点书、爱看点书、爱写一点书、解不开爱书情结的教书匠。不过五十年代，我却有一段值得回味和回忆的买书经历。这回忆，是在我的心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回忆竞呈现为一种脑海中的图像，往事虽然苍老，但却又常常在眼中心头重现：
1954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留系任教时师从许政扬先生，直到"文革"浩劫兴起，许师愤然自沉，总共十二个年头。政扬先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后分配来的，他是被称之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的孙楷第先生的亲传弟子。许师也是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博览群书，学思并重，孜孜不懈，奋驾著述。所以他对我的进修更是严格要求。我正是在他的一纸书目的规定下，硬着头皮读了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1955年底政扬先生开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古今小说》，我又开始了向他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新历程了。许师注《古今小说》征引书目闳富丰赡，为了考证"行院"一词，查遍各种笔记，只是当时图书馆没有车若水的《脚气集》，他竟然到处搜寻。后来"老天津"告诉他，天津的天样商场是个买书的宝地，于是从55年底一直到58年初近三年的时间，许师总是在十天半个月中挑一个闲暇的日子带我到天样商场去淘书，而《脚气集》得以在天样购得，更使许师着迷。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革"前，老天祥商场是一个极大的图书市场，以卖旧书为主，二楼圆形的售书厅各类图书应有尽有。而五十年代初，像《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各类小册子堆成了山，淡黄色封皮的《国学基本丛书》也几乎样样俱全。那时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很有用的书，花上四五毛钱就可以买到道林纸印就的王琦注的《李太白集》、《唐诗别裁》，买一部《昭明文选》不过一元多一些。跟着许先生，就像跟着一位高明的书海的导游者一样，他不时指点、提醒我应该买什么书。比如《事物纪原》、《古今事物考》、《释常谈》、《续释常谈》、《通俗编》、《挥屋录》、《梦溪笔谈》、《辍耕录》、《鹤林玉露》、《邵氏闻见录》(前、后)、《侯鲭录》、《齐东野语》、《云麓漫钞》、《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夷坚志》、《老学底笔记》等……。还有其他《万有文库》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中一些代表性名著，我都陆陆续续买了回来。书极便宜，出去一趟，花不了一两元钱会满载而归。不到两年时间，学校发给每位助教的一个六层书架，就能插得严严实实。
我虽然跟许政扬师学习文学史，但是我的兴趣似仍停留在学生时期对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的兴趣上。许师在这方面对我不仅不加阻拦，反而鼓励我多读一些经典性的理论名著，不时还和我探讨一些问题。这就更促使我锐意搜求各种文艺美学著作。比如1956年我就在天祥商场仅花了七毛钱就买到了朱光潜先生的力作《诗论》。这是由朱先生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的一种，由正中书局印行，书前有朱先生的"抗战版序"，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初版，定价国币七元四角。扉页上有中央大学叶琛赠适兄存念的题款。此书的原所有者看来是曾极认真地细读过这本书的，因为凡书中出现的误排和错别字，都有过细的更正，且文字秀丽。所以我在买到后，兴奋之徐，昼夜既读时，觉得非常流畅。很快我又买到了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大32开本(属今日所谓的国际型的开本)，所以天地开阔，书中有不少书主人的评点。这部开明书店民国甘八年一月三版的书，虽给我以不是初版的遗憾，但它却比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初版的多了一份"简要参考书目录"。据朱先生序中说，这是常风建议后加上的。虽然我的英语水平极差，原版书也找不到，但朱先生把参考书目分为四类，即"目录"、"重要原著"、"入门书?quot;、专题要籍"。朱先生在各类引书目录中还一一指点："初学者可缓读"；"关于各专题的最近的发展可参看……"；"美学名著选集，最便初学"；"此书载有Lipps的移情说的节译"等等。这个参考书目和说明，我几乎是把它看作自学指南和导读的。次年我又买到了朱先生的《谈美》，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发行，版权页上明确标明定价大洋五角，括号中说明"实价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费"字样。这让人看了真是心明眼亮。
朱先生的美学著作读多了，就想了解蔡仪先生后来怎么批评朱先生美学观点的。所以刻意到天样商场搜寻。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1957年初我竟然在那里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一本可称之为崭新的《新美学》。这是1948年群益出版社的"群益艺丛"的第一种。蔡仪的自序写于1944年12月20日(于重庆)，离出书时间也有三年多了。蔡著装帧很大方，有美学味，而内文的第一章讲的就是美学方法论，至今我觉得读后获益匪浅，因为在此之前，对"方法论"所知甚少。另外，这本书的版权页后附有"刊误表"，看来作者和责编是发现误植后补上的。这倒也说明当时的出版家比今日的诸多作家和编者责任感强得好多。
在淘书的日子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且具有多重意味的是，1958年许师无端地作为"白旗"而被拔后，他一气之下竞卧床不起。肝病和神经衰弱症一直折磨着他。一天我去看他，他精神好，于是我试探性地提议到外面散散心。许师竟然倡议到天祥蹓蹓。那时没有"面的"，我们是从校门口坐八路公共汽车，先到百货大楼，又慢慢步行三百米到了天样商场。他似乎很累，倚在一个书架旁，我则到处寻寻觅觅。不一会，许师突然向我打招呼.我过去一看，他手中拿着一本旧书--法国美学家柏格森的《笑之研究》。他对我说："太难得了，在这儿竟发现了它。"当时我对柏格森的著作知之不多，只是看到有人征引过这么一本论"笑"的书，所以立即接过来翻阅，一看之下竟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张闻天翻译的。这虽然是一本薄薄的仅201页的小书，但我还是觉得它有一种厚重之感。许师似乎发现我有点爱不释手，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喜欢美学书，现在只有一本，我就让给你了。这本书我只用了三角钱就买下了。它的值得珍贵，无疑是和许师的"忍痛割爱"有关，但还和这本书同样是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并在以后从未再版有关，而更令人有说不尽意味的是，就是我得到这本书的几个月后，这位资深的革命家、"理论家竟然在庐山会议上被一下子打入了"军事俱乐部"，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徐维曾译的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我虽然也买了一本，但它比之《笑之研究》，对我来说就不具备那么多的况味了。
从1954年我跟许师学习以来，据我的可靠记忆，他最推崇的就是钱钟书先的就是钱钟书先生，每当谈诗时也喜欢征引《谈艺录》的言论。他还说，钱先生写《谈艺录》时才三十岁出头，而许师说他在读大学和研究院时床头总有一本《谈艺录》陪伴他。所以钱先生的大名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已如雷贯耳了。使我永志不忘的是1957年的一 天，许师把我叫去，从书桌上拿出了那本他常看的《谈艺录》对我说："我的一位老同学昨天送给我一本《谈艺录》，我不能转送你，现在就把我自己的这本送给你吧。"在伸手接过这部厚重的大书时，我真是感慨万千。第二年的年底，许师的《古今小说》校注本出版，许师那时也是位刚刚三十出头的青年书生。，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是刚刚三十岁出头就都写出份量很重的书，并在学界享有盛名，在今天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连同《谈艺录》我从许师手中共接过三本书，其中就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58年出版的校注本《古今小说》上下两册。然而直到今天我拿起它们来仍然感觉它们有千钧之重。是的，我的书房没有一部线装书，更遑论什么宋明善本了，这对于一个大半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来说，确实有些尴尬。但是我在想，学人藏书各有一方天空。上面提到的几本书，虽然早己发黄且破旧，然而它们依然仁立于我的书橱之中，这也算别有一种风韵了。而在书中与书外那珍藏在我心中的是过早仙逝的许师对我的爱和叮咛，这中间的温馨与况味又是一时说不清和说不尽的。

注： ①当时虽然只是三角钱，但天祥商场还给了"销货发票"，时间是59年4月4日。 ②钱先生的书是他三十二岁时出版的。许先生的书是他三十三岁时出版的。

（责任编辑:陈蓓蓓）